文/廉政瞭望全媒体记者 许然
“现在基层推进这项整治，难的不仅是说服群众，还有打破部门间的‘推诿壁垒’。一些部门不断地往上‘请示’，其实就是不想配合，不想作为。”近日，西南地区某县民政局副局长张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谈及手头的一项整治工作，满是无奈。
作为牵头部门的负责人，张华深切体会到“假请示真推责”给基层工作带来的困扰。“有个专项整治文件，是四川省民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林业和草原局三家联合下发的，可到了县一级落地时，就只剩民政局在孤军奋战。省上明明同意我们搞试点，可一涉及用地审批、违规执法，后两个单位就开始打退堂鼓，拿‘需要请示领导’当挡箭牌。”
“有明确政策依据，却非要层层请示、无限拖延，本质就是不想担责。”张华坦言，民政部门没有执法权，只能陷入“想管管不了、想推推不动”的僵局。“上级政策初衷再好，遇上这种‘甩锅式请示’，基层也没办法落实。”
张华遇到的困境，并非个例。日前，记者在基层走访时发现，一些基层干部动辄把“请示汇报”挂在嘴边，看似恪守程序，实则心思各异，衍生出多种乱象。
一些乡镇推进光伏发电下乡项目。图为农户在自有屋顶安装光伏板，进行光伏发电。
请示变味的背后：多重乱象与隐情
并非所有请示都是甩责，有时乡镇确有实际困难，离不开上级的资源协调或明确决策支持。但这类真请示，有时却常因上级推诿“要再请示”而卡壳。
今年是某镇党委书记宋波在镇上任职的第五年。镇上接上级要求，在推进光伏发电下乡项目时，常常陷入两难境地。光伏公司要进村落地，按要求需镇上签字确认，并出具房屋安全证明，可乡镇没有房屋安全专业鉴定能力。“房子加装光伏板后，遇到大风会不会垮？长期日晒雨淋会不会破坏屋顶防水？这些实际问题既无明确政策指导，也无专业标准可循。”
这些风险点乡镇既无法预判，也没有权限核查。“我们只能反复向上级请示汇报这一情况，可区级相关部门却以‘政策未细化’、需再向上请示为由，不给明确答复。”宋波说。乡镇卡在中间进退两难，项目推进陷入停滞，既耽误了惠民时机，也让基层干部心力交瘁。
更多时候，请示是干部怕担责、怕出错的“避风港”，想把决策风险完全上交。这种“甩锅式”请示在日常琐事处理中尤为普遍。
宋波说，有名在乡镇工作多年的“70后”老同志，按理说基层经验丰富，却依旧大事小事都请示，表面是尊重领导、遇事请示，实则是不敢自主决策。比如，农户家房屋垮塌需要协调安置，这些本是分管干部牵头就能协调处置的事，却总来请示。
而一些从部门下派的年轻干部，因缺乏基层工作经验，更养成了遇事就请示汇报的习惯——哪怕是自己可以拍板的小事也会请示，怕干错比不干更糟。
在村级层面，“请示”还成了部分村干部回避自身履职问题的挡箭牌。浙江省义乌市何斯路村党总支原书记何允辉直言，村庄环境治理这类村务本就是村干部的本职工作，按道理无需向乡镇街道请示就可先干。但一些村干部自身存在问题，比如私下侵占公共区域，根本没法公正推进环境治理等工作。“他们怕严格执行后引发村民矛盾，就故意把工作矛盾往上推给乡镇街道。”何允辉说。
更无奈的是，面对村级请示，部分乡镇街道也在推诿，倒逼村干部陷入“反复请示”的循环。
一名村干部指出，比如遇到村民拒缴水费这类问题，村干部出面协调时需要上级支持，可乡镇往往以“村级事务自主处理”为由不予理会；处理村民诉求时，乡镇不依法依规解决，反而一味要求村干部“想办法摆平”。这种上下级推诿扯皮，让村干部左右为难。
也有干部因曾履职出错被问责，变得畏首畏尾，要么动辄请示，要么干脆心灰意冷躺平不作为。
“之前因为推进项目犯了错挨了处分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躺平。”此前，某村党组织书记李希文向记者吐露心声。当时村上要打造日间照料中心，项目6月份申请通过，9月份需验收。村上组织了两次招投标，都因利润空间小而流标。
李希文多次向镇上请示汇报，却始终没得到准信。于是他召开村民代表大会，在大家监督下，通过抓阄方式将工程交给同村村民承接。“工程进度倒是提前了不少，可验收完我被问责了，理由是没走合规程序。”
“从这之后，遇到这些项目，我都不敢自己决定，所有文件都要往上送给领导。领导不定夺，我宁可不做。”李希文说。
一名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党员干部坦言，假请示若缠上形式主义，危害会更甚。尤其是乡村振兴、项目建设等工作，表面上按流程请示、分步推进，实则上级敷衍、基层应付，没人真正把工作落到实处。
厘清权责，让“请示”归位
基层请示汇报变味走样，不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而是思想上的“怕”、权责上的“乱”、制度上的“空”交织在一起。
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指出，基层需要请示的事，多为缺乏制度支撑或超出制度范围的内容，需领导个人决断，这类事项随机产生、针对性强，无固定程序。这就导致基层干部容易陷入“遇事必请示”的误区。
基层事事请示，有时候并非拿不准，而是怕问责、怕担责。“通过请示将上下级责任捆绑，一旦出问题可减轻自身压力。”庄德水说，这一问题的产生，既源于基层干部不担当不作为，也与上级工作方式相关：部分上级命令式推行政策，基层出问题便归咎于其未结合实际、未找准难点痛点，导致问责不够精准。
除了思想上的顾虑，权责不对等的现实困境，可能会加重基层干部的被动请示。
从国家治理层面看，上级是治理任务的发包、验收及激励分配单位，中层是承接单位，基层是最终执行单位。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超说，由于权责利不对称，面对上级的顶格考核和刚性问责，中层往往倾向于“向下甩锅”。“基层是属地管理的主体，只能靠形式主义手段规避责任，请示汇报便成了常用方式。”
湖南大学公管学院教授李金龙告诉记者，尤其是在基层执法过程中存在职责边界模糊的情况，部分工作存在上下级职能交叉、权限界定不清的情况。譬如对于基层“九小场所”中“小餐饮场所”的检查，商务部门是行业监管部门，但是餐饮的食品安全由市监部门主管，餐饮场所的燃气或液化气由住建部门监管，消防安全由应急部门监管。基层干部对“哪些事能决策、哪些事要请示”并不明确，为求自保，只能寄希望于上级推动或明确指示。
“从干群关系和治理效能来看，这种风气会加剧上下级不信任，还会导致基层治理能力退化。”刘超说，当前这类问题已有缓解，尤其是“三项清单”制度推进后，给了基层更多自主空间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无意义请示。
与其让干部在“该请示还是该担当”里纠结，不如把权责边界摆到明处，用清单划好“路线图”。遂宁市蓬溪县纪委监委就立足“监督的再监督”定位，把各部门履职清单的梳理、公示纳入日常监督重点。
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当地动态跟踪盯着69个部门履职清单、50个部门“四个服务”清单，还有县乡村三级136项贯通事项的编制进度和质量，把原本模糊的权责捋明白。哪些事基层能自己定、哪些必须走请示流程、哪个部门牵头扛责，都列在清单上，既打消了基层“想干不敢定”的顾虑，也堵住了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空子。
在李金龙看来，一份可落地执行的清单，要具备四点条件：一是要有法治权威保障。二是做到人财物等资源同步下沉。三是做好权责事项动态更新。四是优化监督考核，完善容错机制。
“除了制定清晰的责任清单、职责清单，界定部门及领导干部的权力与责任边界，还要完善日常沟通机制。”庄德水表示，请示需领导签批，但很多问题可通过日常沟通协调解决。应通过会议或常态化联系机制，集中梳理困惑、难点、堵点，而非依赖请示公文在小范围内决策。
有领导干部坦言，不能把“请示汇报”当成甩责挡箭牌，遇事就往上推、回避担当；也不能凭着“想干事”的劲头无视程序蛮干硬干。唯有既守好程序规矩，又扛起岗位职责，才能真正守好各自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用实打实的担当实干，把上级政策落到基层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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